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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印象

蘇格蘭女作家謝潑德沉默了半個世紀的行走哲學

時間:2018-10-17 22:53:04   作者:小河   來源:澎湃新聞   閱讀:1168   評論:0
內容摘要:“蘇格蘭的光有著我在別處從未遇到的特質。它閃耀卻并不刺眼,毫不費力就能穿透漫長的距離。”(《活山》,頁41)當翻開《活山》(TheLivingMountain)第一章,看到這句話,我想,那光仿佛立刻從我心中輻射而出。大概因為我想起剛到蘇格蘭的那個初冬,日長漸短,我沿著“學院邊緣”(CollegeBounds)的石板路一...

“蘇格蘭的光有著我在別處從未遇到的特質。它閃耀卻并不刺眼,毫不費力就能穿透漫長的距離。”(《活山》,頁41)當翻開《活山》(The Living Mountain)第一章,看到這句話,我想,那光仿佛立刻從我心中輻射而出。大概因為我想起剛到蘇格蘭的那個初冬,日長漸短,我沿著“學院邊緣”(College Bounds)的石板路一路向南,遠離老阿伯丁(Old Aberdeen)的核心區域。那低落至幾乎與視線平齊的陽光,冷冷地掛在南方,映照著身邊的花崗巖排屋。我就走在《活山》作者娜恩·謝潑德(Nan Shepherd)走過的地方。

謝潑德的文學生涯以小說創作開始,她的三部長篇分別為《采石場林》(The Quarry Wood,1928)、《晴雨匣》(The Weatherhouse,1930)和《格蘭扁通道》(A Pass in the Grampians,1933)[ 格蘭扁山脈(The Grampians)是蘇格蘭三大山脈之一,位處高地邊界斷層(Highland Boundary Fault)與大峽谷(Great Glen)之間,幾乎占據了蘇格蘭的一半土地。凱恩戈姆山脈(The Cairngorms)便位于其中。]。她的作在1934年結集為《在凱恩戈姆》(In the Cairngorms)。但她1940年代創作的散文集《活山》直到1977年才由阿伯丁大學出版社出版。

北迪賽德路(North Deeside Road)上鮮少行人,幾年來,我往往搭乘公交車從阿伯丁市中心沿著阿伯丁到珀斯的A93一路西去,多次經過卡爾茨(Cults)。如今的卡爾茨是阿伯丁市的市郊,一方面接近城市的便利,另一方面仍有鄉間野趣。迪河邊上,高爾夫球場附近的阿蘭社區公園(Allan Park)中,兒童滑梯立在松林間,倚仗著天然山坡。穿過公園內的樹林,轉向卡爾茨溪澗(Den of Cults),碎石路上印著車轍。伴著潺潺水流,在樹蔭下一邊爬坡一邊遠離迪河河岸,走到盡頭,便又回到A93——經過卡爾茨這段叫做北迪賽德路。稍后,它會先向西,再向南,穿過凱恩戈姆國家公園,其中凱恩韋爾山道(Cairnwell Pass)一段是蘇格蘭最高的公路。娜恩·謝潑德的家就在今天的北迪賽德路503號,屋名“鄧韋根”(Denvegan)。她一生都住在同一間臥室,面朝迪河河谷。

娜恩·謝潑德生于1893年2月11日,卒于1981年2月27日。5歲時入讀西卡爾茨小學。12歲時,謝潑德進入了阿伯丁女子中學。她生活在一個較好的時代,阿伯丁大學1892年開放錄取女生,是最早一批接收女生的大學。她也生活在一個進步的中產家庭。那時的阿伯丁人認為,他們的女兒應該接受父親力所能及提供的優質、完整的教育。1912年,謝潑德進入阿伯丁大學國王學院——一座1495年由埃爾芬斯通主教(Bishop Elphinstone)建立的大學。在1901-25年間,阿伯丁大學的女性畢業生大多數都走上了教師之路。謝潑德也是同樣。她1915年畢業后隨即入職阿伯丁教師學校,深受學生喜愛。謝潑德不喜歡“講授”,往往通過朗讀文學作品與發起非正式討論來教課。她希望學生們能在課堂中活躍起來。1920年代末起直至退休,她經常在本地社團進行演講。講民謠,講彭斯(Robert Burns),講歌。1930年代,當她已經成為有名的作家人之時,她仍將重心放在教書育人。她在1930年寫給尼爾·古恩(Neil Gunn)[ 尼爾·古恩(1891-1973),蘇格蘭文學家,1920年代至1930年代蘇格蘭文藝復興運動的代表人物。]的一封信里說,她希望她能使得一部分學生避免固守成規的教育模式。而當她的學生們回憶她時,說她的課堂具有超前于時代的女性主義思想。她鼓勵女性們“去做吧”——比方說爬山,認為“女性不應該僅僅是坐在壁爐前織毛衣。”她也經常組織學生們一起爬山。

謝潑德終生未婚。據傳記作者夏洛特·匹考克(Charlotte Peacock)分析,她大約從1917年就開始喜歡約翰·麥克穆雷(John Macmurray),她好友貝蒂(Betty)的丈夫。約翰在阿伯丁度過中學時光,后來成為哲學家。集《在凱恩戈姆》便題獻給貝蒂與約翰——“島嶼由海底相聯。”(Islands are united by the bottom of the sea.)謝潑德對約翰的感情大約持續了14年,《在凱恩戈姆》收錄的11首十四行構成一組,取名“十四年”,據分析也是寫給約翰的。謝潑德在1976年的采訪中說起,“只有極少的人能夠理解這些。”但她仍未提及約翰的名字。從1920年代中期起,麥克穆雷夫婦的婚姻是開放式的。這對于1920年代的波西米亞倫敦是小事一樁,但對于拘謹與得體的阿伯丁人來說,沒人張揚。當謝潑德寫《采石場林》和作時,她重現她與約翰的感情,才明白約翰對她的愛并不是男性對女性的愛,而是將她理想化了,作為精神世界的確證。但是,從作中可以看出,對于謝潑德來說,愛并不是智識化的(intellectualised),而是猛烈地感受。

《采石場林》

年長娜恩三歲的哥哥弗蘭克(Flank)1917年在南非的布隆方丹(Bloemfontein)因肺結核去世。之后,她通過閱讀歌來尋找慰藉,尤其是艾米莉·狄金森的作。在一戰以及兄長去世之后,謝潑德的基督信仰逐漸動搖,她開始尋找制度性宗教之外的答案。影響她的包括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關于東方哲學的寫作《佛國的落穗》(Gleanings in Buddha Fields),以及喬治·威廉·羅素(George William Russell)的神智學(Theosophy)[ 神智學認為,史上所有宗教都是由久已失傳的“神秘信條”演化出來的。神智學是一個系統,包含著宗教、哲學和科學之下的“本質真理”。]作品。顯然,在謝潑德之后的小說創作中,她也時時關注人與世界在本質上的一些共通。尤其是在1930年代之后,她對內心的體察更貼近東方哲學。在《活山》中,謝潑德走入山間,同時也是走入自己內心。而正是因為這一特點,《活山》一書不僅僅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而其實是普世的。格拉斯哥先驅報贊揚《活山》的與眾不同,因為山在書中已經不是美麗的景色,或者失落的舊族棲息地,而是本身就具有靈性的,或者至少是作者所探尋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Into the Mountain,頁236)謝潑德傳記《走進山間:娜恩·謝潑德的一生》(Into the Mountain: A Life of Nan Shepherd,2017)的作者夏洛特·匹考克傾向于在謝潑德的作品中解讀出東方哲學的元素。比如,她認為《活山》之開篇——“高地上的夏日有時甜美如蜜糖;但有時,它也可能帶來一場狂風暴雨。對愛它的人來說,兩種模樣都好,因為它們都是其本質屬性的一部分。我想在這里求解的疑問,正是如何理解它的本質屬性。”——描繪出了山地的“陰陽”。(Into the Mountain,頁248;《活山》,頁39)我個人更贊同匹考克對《活山》的這一評價——它既是哲學,又是自傳。

謝潑德的行走哲學對我來說并不陌生,因為我也慣常一人走路,并不裝備專業。雖然不曾步行至凱恩戈姆,但春夏時分,沿著迪河,行走迪河畔(Deeside),穿行灌木叢,也給我帶來了極大的樂趣。一人獨行,我往往希望忘掉現代人的身份,不會塞著耳機。那些記憶中的漫游時刻,水流撞擊石塊,云朵拂過河對岸的樹梢,樹枝劃過衣袖的微微刺癢,還有踏在草葉或者柔軟泥土上步履的節奏,充斥著我的全部感官。瞧,我是在謝潑德的故土真正學會走路的。溯源而上,進入鄉野。反過來,沿著河流的方向,便能回家。

2016年,謝潑德少女時期的側面像出現在了蘇格蘭皇家銀行新版5鎊塑料鈔上,身后是凱恩戈姆山脈,身邊印有謝潑德數十年探索凱恩戈姆的同時寫下的——“不過霜與流水的斗爭并未迅速結束。這場角力在水的靈動和霜的靜止之間幾經變動,奇異而美麗的形態由此誕生。”(《活山》,頁73)旁邊還有一句引用出自她的第一部小說《采石場林》——“離開去生活,是件大事兒。”其實,對大部分本地人來說,娜恩·謝潑德也是完全陌生的。2018年5月,謝潑德傳記《走進山間》的作者匹考克在阿伯丁大學的林克萊特(Linklater)講堂[ 這一講堂以作家艾瑞克·林克萊特(Eric Linklater)(1899-1974)命名,他也是蘇格蘭文藝復興運動中一員。]中與蘇格蘭文學教授艾莉森·拉姆斯登(Alison Lumsden)談及自己是如何得知謝潑德的。匹考克說,“那是2012年,我讀麥克法倫的《古道》,他提到了謝潑德,我才第一次知道她。我生長在英格蘭,念的是英格蘭的學校,在此之前完全沒有聽說過她。”拉姆斯登說,“別說英格蘭了,就在我們這兒的國王學院,1980年代我念大學的時候,20世紀英國文學這門課完全沒有提到她。直到20年前,我們才做和她有關的研究。”謝潑德傳記之所以用“走進山間”為題,是因為謝潑德重視“into”(進入),她并不執著于向山巔攀爬,而重視身處山間時自我與山色的相通。她寫道,“大山常常在我毫無目的地漫游時,向我袒露出最完整的模樣。心中沒有必須到達的目的地,所到之處也算不上特別,我不過是單純想要和山待在一起;就像去拜訪一位朋友,除了與他作伴,再無其他意圖。”(《活山》,頁56)當然,匹考克也說了,在如今技術時代,我們反而更向往野外,這大概也是謝潑德重新流行的緣故。因為“進入自然”這樣的方式,是所有人思考和自然關系的一種途徑。

近年,隨著羅伯特·麥克法倫的行走文學三部曲《心事如山》、《荒野之境》和《古道》的出版,我們對講“走路”的書了解越來越多。麥克法倫大概是謝潑德最著名的愛好者,《活山》影響了他的行走和創作。他作品中對謝潑德的引用和推崇也促使《活山》在21世紀被重新發現。他在《古道》中說,“在我心目中,她最重要的作品是她那本最不為人所知的《活山》——一部僅僅八十頁的散文作品,是對凱恩戈姆山區的沉思,更加概括地說,是對我們與景觀關系的沉思。”(《古道》,頁201-02)麥克法倫認為,《活山》詳述了“蘇格蘭高地景觀吸引人們與之親善的魅力所在,展現了特定的地點如何催生了特定的思想,這點上無其他書可以企及。”(《古道》,頁202)麥克法倫的戀山之情與謝潑德可謂同源,均始自凱恩戈姆山脈。但他卻是在2003年讀到《活山》時才明白,“她教會了我看見(see)這些熟悉的山脈,而不僅僅是看到(look at)它們。”(Into the Mountain,頁299)麥克法倫的外交官外祖父愛德華·佩克(Edward Peck)退休后就住在凱恩戈姆。因此,幼年的麥克法倫便有機會在外祖父家查看地圖,閱讀登山文學,并與家人一起行走凱恩戈姆山區。在《古道》中,麥克法倫論及外祖父與他對于景觀的不同態度,佩克對景觀的欣賞是“外向”的,指向對于地緣政治學和史上大地構造學說的闡釋。而麥克法倫自己,興趣點卻在景觀與個人生活之間的關系,以及我們生活的地方如何形塑我們本身。(《古道》,頁196)與謝潑德一樣,麥克法倫關注人與景觀的互動,他引用《活山》中的說法——“大山中藏有無數秘密,在我和它之間暗自涌動。空間與心靈能夠彼此滲透,直到雙方的性質皆因此改變。”(《活山》,頁47)

麥克法倫曾將約翰·繆爾(John Muir)的金句——“原本只是出去散一會兒步,最后卻決定在外面等到日落,因為我發現往外走,其實也是往內心去”——作為《荒野之境》的題記。他也在新版《活山》的前言中,以此來解釋謝潑德與山的互動關系——“對大山內部的癡迷可不是一番幻想;相反,它體現出謝潑德試圖實現‘接近內在’的目標。在謝潑德看來,世界的外在圖景與精神的內在景觀之間的來往持續不斷、從未停止。她知道,長久以來地形地貌為人類提供了有力的寓言資源,是一種為自我畫像的良好途徑,也是塑造記憶、為思想定形的有力手段。這也正是她在書中研究的對象:山脈在形而上和形而下兩個層面的互動關系。謝潑德明白,正如約翰·繆爾早在四十年前所寫,‘向外出走……其實也是向內探索’。”(《活山》,頁16-17)

謝潑德的個人生命與作品主題與“向內/向外”和“留下/離開”這兩對詞組緊緊相連。向外出走即為向內探索。對謝潑德來說,表面上,在父親去世后她圍繞著家庭生活、投身自己的教師職業、參與國際筆會的活動(PEN club)。但從1928年她走進凱恩戈姆時起,在繼續她的日常生活時,她其實并不屬于那個日常。

1928年,謝潑德開始探索氣象變化多端的凱恩戈姆山脈。高地的迷霧為她帶來了視覺的變化——“由于眼睛所處位置及其使用方式的不同,產生的錯覺也千差萬別,這讓人意識到,平日所見并非事物的真實面貌,不過只是千萬種可能性中的一種;假如能發現另一種視角,即便只是短短一瞥,也足以撼動我們,然后讓我們再次回歸穩定。”(《活山》,頁163)高地的迷霧,大概是除了蘇格蘭的光之外,又一獨特、迷人的景致。視線看似模糊,連地物的距離都難以準確判斷,但置身于其中的觀看者,實際上更貼近周圍的景觀。因為它們一同浸入迷霧,渾然一體了。麥克米倫在《活山》的序言中說,謝潑德喜歡這些充滿幻覺的時刻,她“絲毫不持懷疑或矯正態度”。“因為我們‘輕信的雙眼’容易被山里的世界‘欺騙’,可是事實上這正是我們重新閱讀這個世界的途徑。”“謝潑德沒有系統地穿越山脈,也沒有試圖利用什么心理地理學(psychogeographical)的策略來撬開它的秘密。她接受了無法‘隨意’(at will)獲得‘意料之外的啟示’這一事實。”(《活山》,頁19)當然,心理地理學本身關注的是城市空間對人們行為的影響,而《活山》著眼的是“非城市”的空間。但實際上我認為,即便謝潑德無目的的山間漫游,也沒有采取心理地理學的技巧(比如選取一定線路),但仍與心理地理學有所相通——她通過行走找到一種與自己內心相處的方式,她通過觀看景觀來了解自我。

謝潑德的作品可歸入1920年代至1930年代間蘇格蘭文藝復興運動(Scottish Renaissance)[ 蘇格蘭文藝復興是指20世紀初葉與中葉主要的文學運動,相當于蘇格蘭的現代主義。蘇格蘭文藝復興運動中的作家和藝術家在展現對現代哲學與技術的興趣的同時,也將蘇格蘭民俗和對蘇格蘭瀕危語言的強烈關懷包含入創作中。這一運動主要始自休·麥克德爾米德在1920年代做的一系列工作,如編選集、“人造的”蘇格蘭語在文學著作中的使用。當休·麥克德爾米德1930年代搬去設得蘭之后,尼爾·古恩成為了這一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中。自1929年起,她與蘇格蘭文藝復興運動的熱切參與者尼爾·古恩常年保持通信。《活山》在1940年代寫作完畢后的第一位讀者也是古恩。古恩同樣很看重謝潑德對他作品的評論。他曾經說過,在謝潑德對他的小說進行評論之前,他從未覺得它們恰當地出版了。謝潑德認為,他們對生活有同樣的感受方式,并且對世界有著相同的愛好。他們都傾向于東方哲學,將世界視為一個超越了時間的整體。他們都能感知到存在的純粹陌生感,也共同感受到思想與自然世界之間不可知的關系。(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Scottish Literature,頁86)就像謝潑德曾經這樣描述水流——“在不計其數的日子里,它從石縫中涌出,隨后緩緩流走。除此之外,完全什么都不做,唯是其所而已。(does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but be itself.)”(《活山》,頁66)我們可以從古恩的作品中,看到他與謝潑德興趣以及對自然感受的相似點。如麥克米倫寫道,“尼爾·古恩的小說《高地河流》(Highland River, 1937)中的年輕主人公凱恩,成長于凱斯內斯郡(Caithness)高地地區的鄧比斯河畔(Dunbeath)。他對那條河非常了解,因此當他被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來到戰壕中的時候,他能夠‘非常輕易地描繪出河流的每一個部分,甚至比他在其中折騰的壕溝系統還要更熟悉。每當無所事事之時,他的面前就會浮現它,如同一張圖表一樣,清晰展現了他的神經系統的主要脈絡,以及它的主要枝干’。”(《古道》,頁208-09)《高地河流》也代表了這一時期蘇格蘭復興文學中有關“起源”、“逃離”和“歸來”的母題。(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Scottish Literature,頁85)古恩的另一部小說《世界盡頭的井》(The Well at the World’s End,1951)是一個表面上探索自然,本質上探尋內心的故事。歷史學教授主人公在蘇格蘭高地尋找世界盡頭的井,路上偶遇形形色色的人,他最終尋找到的是精神上的真理。

蘇格蘭文藝復興的代表人物,同樣以寫作東北蘇格蘭社群聞名的劉易斯·格拉西克·吉本(Lewis Grassic Gibbon)以“蘇格蘭人的書”(The Scots Quair)三部曲著名。它們分別是:《日落之歌》(Sunset Song,1932)、《云霧山谷》(Cloud Howe,1933)和《灰色花崗巖》(Grey Granite,1934)。吉本的三部曲描繪了主人公從鄉村到小鎮再到大城市的生活。同樣,在謝潑德的小說作品里——“移動”(movement),或者說,“留下”與“離開”的拉扯也是關鍵元素。謝潑德的小說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如何影響東北蘇格蘭社群中的年輕女性,她們在對于教育的向往、對更廣闊眼界的追尋和她們與鄉土的聯結之間的拉扯。比如在《格蘭扁通道》中,全文都與“移動”有關,向后,向前,穿過象征意義的通道。在匹考克看來,謝潑德作品相比吉本來說,敘事結構沒有那么炫技、也不那么實驗性,但是她的技藝確實是先鋒的。在《活山》中,謝潑德也少不了以相似視角描寫山間的人——“不幸的是,很多人追求的是一份白領工作,因此失去了父輩流傳下來的多面手特質。人性一向多元,新一代與老一輩概莫能外,后人也將繼續如此。和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一樣,山里的生活交織著愛與恨、嫉妒與柔情、忠誠與背叛,以及許多平平淡淡的幸福。”(《活山》,頁138-39)“即便是在同一個屋檐下,個體之間也存在差異。有一對姐妹從小生活在大山外圍,其中一個說,‘你念叨的那些山對我毫無意義,我天天看,已經看夠了。’另一個卻可以連續幾個星期待在同一個高原的小帳篷里而不感到厭倦。”(《活山》,頁140)

“我曾經有過差不多一年生活中沒有高山的日子。……我渴望高山那垂直高度。……一月末的一天,我失去控制,趕上一輛去尤斯頓車站的公共汽車,和一個朋友登上了去蘇格蘭高地的臥鋪火車。我們醒來時發現,火車正發出巨響轟隆隆地穿越一座冰封的峽谷。”(《心事如山》,頁100)原來,麥克米倫確實經常乘坐往返倫敦與蘇格蘭的臥車。他在《活山》的前言中也提到——“這篇文章寫到一半,我在三月下旬離開劍橋的家,在倫敦坐上臥鋪火車,去北方的凱恩戈姆山脈旅行。……剛一抵達凱恩戈姆,我就發現自己回到了嚴冬。”(《活山》,頁17)這是幾乎貫穿不列顛島的唯一一趟臥鋪火車,名號加里東臥車(Caledonian Sleeper)。加里東一詞源于蘇格蘭拉丁文舊稱Caledonia,19世紀中葉民謠Jamie Raeburn中便有一句“我現在必須離開我的地方和居所,遠離加里東原野的山丘和河谷”(From my place and habitation I noo must gang awa, far frae the boonie hills and dales o’Caledonia)。蘇格蘭身份認同往往與地理景觀相互交融。而謝潑德更進一步,將身體與頭腦都化為景觀的組成部分。在《活山》中,她是如此描繪1934年與埃文湖的相遇——

“我走向在身后一步的同伴,叫她過來往下看了一眼我剛看到的水下懸崖。我們對望了一眼,又再一次看向谷底。緩緩地,我蹚回淺水區。那一瞬間,似乎再沒什么值得去說了。我的靈魂已經和我的肉體一般赤裸,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無防備的時刻之一。”(《活山》,頁54)

“第一次向下看時感受到的震驚如此強烈,我自身的能量都被強化了,以至于恐懼都變得讓人感到興奮。這倒并不是說它不再是恐懼了,而是說如此普遍存在、如此強烈感受到的情緒并沒有束縛住靈魂;恰恰相反,它釋放了靈魂,使它變得更加寬廣。”(《活山》,頁55)

在中學和大學期間,謝潑德所接受的文學教育是缺乏蘇格蘭個性的。在口語中日常使用的蘇格蘭低地語(Scots)不被認可,你可以用低地語思考,但是你得用英文寫作論文。文學,是英語文學,并沒有蘇格蘭文學。僅僅在講授民謠時,蘇格蘭本地作品才有機會被討論。謝潑德本人雖然來自于文雅的中產背景,講著得體的口語,但這不意味著她忘掉了蘇格蘭文化認同。在她的作品中,以及她英國文學的課堂上,她都強調這樣的認同。她在寫給休·麥克德爾米德(Hugh MacDiarmid)[ 休·麥克德爾米德(1892-1978)是Christopher Murray Grieve的筆名。他是共產主義與蘇格蘭民族主義的支持者,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前身(National Party of Scotland)的創始人之一。他被認為是蘇格蘭文藝復興的首要力量之一。]的信中說,她希望學校里的年輕人至少知道,蘇格蘭確有文學。她也會組織蘇格蘭文化日,召集大家唱歌——從彭斯唱到赫布里底勞動曲子(Hebridean work songs)。謝潑德對蘇格蘭文藝復興作品有獨特的見解,在休·麥克德爾米德的作存在著兩極化評價的時候,她寫作評論意圖為其消除誤解。

謝潑德的現代性體現在,除了在小說中探索女性身份認同之外,她小說所設置的地理位置以及方言的使用都與當時的蘇格蘭民族主義緊密相連。當時,蘇格蘭民族主義表現為對語言和分離的民族文學的論爭。難道,真如同1919年T. S. 艾略特所說——根本就沒有蘇格蘭文學?一戰后,從戰場歸來的蘇格蘭作家們恍然發覺,他們的家鄉已經被英格蘭化了。學校里不再使用蘇格蘭語,同時,蘇格蘭歷史和文學也從課程中取消。而因為蘇格蘭作家希望能擁有更多的讀者,往往傾向于用英文書寫,這使得情況變得更糟。至于他們寫作的內容——“浪漫的格子呢”(romantic tartan)似的,加深了對蘇格蘭農村及其居民在文化上的刻板印象。而有關語言的論爭成為了蘇格蘭文學文藝復興運動的焦點。因為蘇格蘭既沒有單一的語言,也沒有連貫的文學史,在蘇格蘭文藝復興之前的蘇格蘭方言并不被認為是嚴肅的文學工具。謝潑德的小說雖然是以英文敘述,但那是蘇格蘭形式的,當她需要使用多里克語(Doric)[ 舊指蘇格蘭低地語,但進入20世紀以來,主要指蘇格蘭東北部所使用的中北蘇格蘭語(或東北蘇格蘭語)。]時,她不會尋找英文的替代物,而就是用它。1933年,謝潑德提到她對于蘇格蘭文學語言的觀點——那是自然而然地,非刻意地對方言的使用;與此同時,典型的蘇格蘭式語法也很重要。她對蘇格蘭詞匯的使用非常堅持,即便是古恩也覺得她的作擁有太多令英格蘭讀者難以理解的詞匯——古恩的觀點是,民族文化傳統、社會模式、還有人與景觀和環境的關系其實是超越語言的。而謝潑德不曾改動她的多里克語詞,只是在集末尾附上了詞匯表便于英語讀者理解。

謝潑德的作品皆從本鄉本土出發,這與她一生都與花崗巖城[ 阿伯丁市又稱花崗巖城(Granite City),皆因凱恩戈姆山區的盛產。自1820年代至1930年代,阿伯丁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崗巖產出地,有大約2萬5千人為此行業工作。19世紀阿伯丁市興建了一大批花崗巖建筑,包括世界上第二大花崗巖建筑馬歇爾學院(Marischal College)。因為花崗巖中云母閃耀著光芒,阿伯丁又被稱為海邊銀城。]緊密相連有關。雖然一生都住在同一間臥室,她也見證了城市變遷。少女時代起,她便乘坐行駛在迪賽德鐵路(Deeside railway)上的通勤火車往返卡爾茨與阿伯丁。1960年代,先是迪賽德鐵路停運,再是位處阿伯丁以東209公里、北海海域的蒙特羅斯油田(Montrose Field)發現了儲量可供商業開采的石油。謝潑德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還來得及目睹阿伯丁成為石油城的繁盛——“阿伯丁越來越高,卡爾茨也不再是一個村落。”“山丘上鋪著房屋,一直延伸到我兒時的游樂園,采石場林。”(Into the Mountain,頁284)

“循著一條路就相當于追憶它的歷史,因此今日的行走即是回憶過去……前行本身等于是一次回返。”——蒂姆·英戈爾德(Tim Ingold)和喬·李·弗岡斯特(Jo Lee Vergunst)(《古道》,頁193)麥克米倫在《古道》中講述凱恩戈姆山脈的第九章“花崗巖”(Granite)以英戈爾德和弗岡斯特在《行走的方式:民族志與步行實踐》(Ways of Walking: Ethnography and Practice on Foot)一書導論中的這句話作為引語。英戈爾德與弗岡斯特都是阿伯丁大學的人類學學者,不知麥克米倫做此引用,是否刻意為之。英戈爾德也曾在自己的著作《活著:有關移動、知識和描述的文章》(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中“大地,天空,風與水”一章引用《活山》,他為了解釋大地同時具有物質與介質兩重性質,提及謝潑德“躺在高原上,身下是火焰的絕對核心,擠壓打磨著轟隆作響的火成巖;頭頂上是一方藍色天空”,在這中間地帶——有“水土、青苔、草地、花木、昆蟲、鳥獸……”生命存活在這一區間,深度取決于生靈的尺度,還有它們得以介入一個始終可以與之緊密交織的環境的能力。(Being Alive,頁115,119-20)就像謝潑德一樣,“慢慢的,我發現了進入的方式。”(《活山》,頁169)這便是生靈生活在大地中,而非其上的感覺。(Being Alive,頁120)

當謝潑德在1940年代寫作《活山》之時,還不存在被稱作旅行文學或者自然文學的文類。現如今,每間書店都有一整架的相關作品。并且還有專門的“旅行與自然文學”碩士專業教授寫作技巧。目光隨意掃過書架,其中有關走路的為數不少。有《日落與海洋之間:十六座英國山峰》(Between the Sunset and the Sea: A View of 16 British Mountains, 2015),有《北緯60度:環繞世界尋找家鄉》(Sixty Degrees North: Around the World in Search of Home, 2015),還有《狂風在哪里:從本寧山脈到普羅旺斯走過歐洲的風》(Where the Wild Winds Are: Walking Europe’s Winds from the Pennines to Provence, 2017)。在這些作品中,行走(walking)本身具有重要的意義。這已經不是英戈爾德所寫的,在公共交通大眾化之前的時代——在18世紀以降的歐洲和不列顛群島,“旅行”從“行走”中分離出來,旅者是富有的、不需要步行的。就算他們不得不走路,也會把行走經歷從游記中剔除。(Being Alive, 頁37-38)在我們的年代,調用視覺、聽覺、觸覺,甚或全身來感知環境已經成為老生常談。當然,行走仍然重要,就像英戈爾德指出,“我們的雙腳與地面的接觸,是我們與周遭環境最基本、持久地聯系。”(Being Alive, 頁45)類似地,麗貝卡·索爾尼(Rebecca Solnit)在《浪游之歌:走路的歷史》(Wanderlust: A History of Walking)中寫道,“理想意義上的行走是頭腦、身體和世界得以結盟的一種狀態,就像三個人物終于可以對話,或者是三個音符突然組成了和弦。行走使我們存在于自身中,同時也存在于世,而又不被俗務纏身。行走使我們可以自由思考,卻又不至于迷失于思緒中。”“行走的步調促成了思考的節奏;穿過景觀的小徑對通往一系列思考的路徑產生了回響或是刺激。思想也像是某種景觀一樣,行走,便是能夠貫穿它的一種方式。”

為了真正走進凱恩戈姆,我只能選擇搭乘行駛在A93之上的201路公交車沿著迪河去往布雷馬(Braemar)——位于凱恩戈姆國家公園中心的村莊。這兒也是一些旅者登山前后的落腳點。兩個小時車程,我便能從阿伯丁市中心港口附近的公交總站到達位處高地的布雷馬村。而1819年,后來成為博物學家的麥吉利夫雷(1796-1852)是從阿伯丁大學向西步行的——“他穿過凱恩戈姆山群,在布雷里厄赫山峭壁的山腳躺下休息,然后于次日清晨徑直走出冰斗。麥吉利夫雷后來回到那里研究山里的植被,他似乎像鹿一樣輕盈地在懸崖峭壁爬上爬下。”(《活山》,頁44)麥吉利夫雷(William MacGillivray)1808年進入阿伯丁大學,除了學習醫學之外,1817年又開始學習動物學。從1819年至1850年,他多次踏查了迪河流域,根據自己常年的觀察與記錄寫下了《迪河畔與布雷馬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eside and Braemar, 1855)。他記錄了這一地區的地形、地貌、巖石、植被、動物,并且比較了1810年代、1830年代與1850年代不同的行走與觀察經驗。雖然出生在老阿伯丁,麥吉利夫雷童年是在蘇格蘭西部外赫布里底(Outer Hebrides)的哈里斯島(Harris)度過的。隨后,在阿伯丁大學的求學歲月,每到要回哈里斯島探訪家人的暑假,他往往由東至西步行穿過凱恩戈姆山區,從阿伯丁一路行至威廉堡(Fort William)。(A Memorial Tribute to William MacGillivray, 頁8;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eside and Braemar, 頁99)若麥克米倫讀過麥吉利夫雷,他一定能想起外祖父的葬禮結束后,樂隊奏起的那首《通往島嶼之路》(The Road to the Isles)。這首民歌說的正是通往赫布里底群島的路——“夢境中的西部景觀,有寬闊的大路通向它們,還有通往它們的徒步旅行。”(《古道》,頁214)

我乘坐的201路公交車一路向西,隨著越來越接近凱恩戈姆山區,車窗兩邊山巒起伏愈加明顯。雖然不及穿過西高地洛哈伯(Lochaber)地區之所見令人驚異,但當車窗外閃過凱恩戈姆國家公園的邊界石碑時,我仍有接近具有靈性之山區的微小悸動,《活山》自然早在我心中種下神秘。那天并不是晴空萬里,典型地陰晴無定的本地氣象。快接近布雷馬村時,司機突然開口,“現在我們左邊100米之外就是巴爾莫勒爾城堡(Balmoral Castle)[ 自1852年起,巴爾莫勒爾城堡就是皇家居住地之一。目前,是英國王室的夏季避暑地之一。],但應該是什么都看不到。”我偏固執地試圖透過松林的縫隙努力望出去,他說的沒錯,什么都看不到。城堡大概是有密林與山丘的雙重屏障吧。像之前很多次一樣,我在異鄉村落獨自下車,根據返程公交發車時刻計算好停留時間。今日的布雷馬村是麥吉利夫雷時代的布雷馬卡斯爾頓(Castletown of Braemar),在他涉水而過的迪河南岸。我來這里其實是為了看一個攝影展——“活著的凱恩戈姆”(The Living Cairgorms)——顯然,攝影師受到了《活山》的啟發。圣瑪格麗特教堂被布置成展廳,照片如同《活山》的章節一樣分區排列——云霧、鳥獸、高地和光線……

等我再走回公交車站,為了打發等車時光,便走進一旁19世紀中葉建筑的圣安德魯斯天主堂。門廳改裝成了休閑區域,講述教堂歷史的玻璃展柜旁擺著幾張餐臺,布置著老式桌布與配套的茶具。幾位本地老太太正在飲茶。而教堂深處,兩個孩子正在地上爬來爬去地嬉鬧。“來杯茶嗎?”其中一位問我。我便也加入。她端起盛有草莓蛋糕的碟子,轉著圈兒分發。

“是的,我今早看到她了。”“真可惜,她不是下午來,不然我們就可以邀請她來一起喝下午茶了。”

見我一頭霧水,身邊的女士向我解釋,“女王今天早上來參觀一幢剛完成更新的歷史建筑。”是啊,八月正是女王來巴爾莫勒爾城堡消夏的時節。過不了幾天,還要參加“布雷馬聚會”(Braemar Gathering)[ 布雷馬聚會是有皇室參加的蘇格蘭傳統高地運動會,每年九月的第一個周六舉辦。據稱最早由十一世紀的蘇格蘭國王馬爾科姆三世(Malcolm III)舉辦。]。我想起了童年的娜恩·謝潑德。1900年以前,她會在家附近的西卡爾茨車站,看到駛往凱恩戈姆的皇家客車,載著維多利亞女王。

我們每個人都能享用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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